[转] The end of modern history and the last crazy man?

这篇文章是一个朋友,Hugo Yu,写在FaceBook上的,他是一个很博学的年轻人,还在读大学,我觉得很好,转贴过来。

美国人总是想把他们的理念和制度带到其他地方。

对这种无聊的传教士心态,我至多也只敢给一个“勇气可嘉”的评价。

但最要命的是,他们把自己坚信的那一套诸如liberty, democracy和republic state之类的概念视作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这与马克思宿命论般的“历史发展潮流”迷信又有何区别?真愚不可及也。

你若活在共和时期的罗马,你可能确实会觉得共和制会成为未来的大趋势;或者你活在民主时期的雅典,也可能会觉得民主就是历史进步的方向。许多雅典人确实这么认为的,尤其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雅典已经蜕变成一个帝国,而所谓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也只不过是雅典帝国统治的工具而已。

但对于一个活在14世纪、15世纪、16世纪17世纪或者18世纪前半段的普通人而言,民主、共和这些概念都只不过是历史上两段很短的时期里分别出现过的特殊现象而已。没什么人会认为这些概念代表着什么趋势(当然,一些神经质例外,我们今天把这些神经质称为“思想家”)——它们只不过是不值得怀念的传说、是历史上偶然的意外,或者~~~仅仅是笑谈罢了。

更没有人会认为它们是“人心所向”了。即便在独立战争期间,也有相当多的美国人不认可这种概念的。今天的美国政治家喜欢把独立战争渲染成一次民意驱使的革命运动,但历史学家都知道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别忘了,在美国宣告独立以后,有相当多的美国人选择了用脚投票,迁移到加拿大,义无反顾地摒弃了杰弗逊宣称的Life, Liberty和Pursuit of Happiness理想,重新投向大英帝国的怀抱。

历史就是这样,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展。机关算尽又如何?许多自以为聪明的政客总觉得“没有不可能”,自己也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甚至驾驭它——自己来当个上帝、当个太阳。但到头来才发现原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这美国独立,法国人当时算计着:如果他们支持美国人打赢这场战争,就能削弱大英帝国的势力。没想到美国独立以后那帮抱着“赤子之心”到加拿大投向大英帝国怀抱的人改变了加拿大的英、法后裔人口比例,最终导致法国输掉了对加拿大的争夺。

历史对英国而言也是一样的。当英国人在1720-30年代忙于对付牙买加的流浪黑人族群时,他们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帝国日后面临的第一个真正的挑战会来自于北美的白人社群。所以,美国独立以后,很多欧洲人在等着看英国末日来临的好戏。但事实上,接受了教训的英帝国开始在领地实行责任制政府(responsible government),进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和扩张动力——此后的两百年里,他们不仅在非洲和南亚如日中天,而且成功地建立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忠顺的白人社会。

对宣称自由的美国而言,它的独立却意味着当地的黑奴要比英国统治下的黑奴多受半个多世纪的奴役。当然,英国对奴隶贸易态度的转变也是出人意料的。在18世纪末,奴隶贸易仍然是相当赚钱的行当,但谁也想不到几个在克拉朋的福音派分子能有那么大的能耐推动废除奴隶贸易的议案。但事实就是如此。狂热的宗教热情通过舆论和政治游说意外地战胜了商业利益。从此,英国不但禁止自己的商船从事奴隶贸易,而且派出舰队在非洲海岸巡逻,打击奴隶船,并解放获救的黑人。不过,克拉朋派的出现并不代表一个维护世界和平的帝国、拯救人类的海军从此就诞生了,因为这支在非洲海岸打击奴隶贸易的舰队,同时还负责在亚洲海域为鸦片船护航。

大卫·利文斯顿算得上是古怪的克拉朋福音派的代表人物。他抱着传播基督教的热情到荒凉的非洲行医治病。好事做尽以后,却发现皈依基督教的非洲人屈指可数,便开始找原因。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要传播基督教,首先要让非洲人接受西方文明;要让他们接受西方文明,则先要想办法改变当地原始的生态环境;而要改变这生态环境,便要想办法让当地与外界通商,实现商业化。这便产生了商业化、文明化和基督教化这一个三位一体的规划。于是,他成为了一名地理学家,深入非洲内陆,考察在非洲开辟商业路线的可能。他的宏伟计划最终因为遇到了一条意想不到的瀑布而落空了,但他在探险途中发现非洲内陆的奴隶贸易仍然很猖獗——尽管英国在海上打击开往美洲的奴隶船,但内陆仍存在大量通往中东地区的奴隶贸易。于是,利文斯顿晚年致力于打击非洲内陆的奴隶贸易活动,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

由于长期在非洲工作,利文斯顿在英国与失踪人口无异。一名叫亨利·默顿·斯坦利的记者决定去找他。最终,斯坦利在东非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利文斯顿,并上前打招呼:“Dr.Livingstone, I presume?”

利文斯顿死后,斯坦利自称继承了他的事业。但利氏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位自称自己继承人的记者竟然是在构想一个瓜分非洲的计划。在短短的20年间,原本未被开发的非洲就被欧洲列强彻底瓜分。大批非洲人在当地成为了奴隶——为欧洲人修路、挖金矿、找钻石。利文斯顿的努力看来是彻底化为乌有了。

在这场被称作Scrable for Africa的浩劫过后,非洲时至今日也没有实现商业化,更谈不上接受了西式文明,但利文斯顿毕生追求的“基督教化”最终目标却因此而实现了——今天,许多非洲国家信仰基督教的人口比例比英国还要高。利氏若九泉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既然我们只不过站在时间轴的一个小点上,就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会有什么东西是“必然”的。但启蒙运动过后,人们却开始自信地认为自己能够像研究自然科学一样,发现历史前进的方向。不管他们的理念有多么不一样,但他们都认为历史的发展是单向的,而且必然是进步的——尽管他们对于这个“进步”最终通往何方并没有达成一致,马列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新古典经济学派等各路人马都有不同的见解。不过,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在这个单向的、进步式的发展趋势中,人类社会正在接近发展的顶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启蒙过后的这段时期(以及一切符合他们预期的事物)都称为“现代”。

马克思觉得资本主义的末日不远了。虽然这个神迹至今没有降临,但今天必定还是有人相信它不久就会来临的——不过,我很怀疑相信2012世界末日的人数会更多一点。 美国人显然更加愚蠢。苏联解体以后,他们更觉得自己推崇的那套理念理所当然地正在占据上风,更觉得这个世界正在接近历史的顶端——他们甚至开始猜测,历史就快完结了。当然,抱有这种猜想的,绝不仅仅是美国人。

不要以为在过一段时间,民主、共和就会理所当然的遍地开花,或者连菲律宾都必定能建立廉洁政府。几百年以后的人回顾现在,或许会发现这些想法可笑至极。所谓一切皆有可能,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位美国的老人家抱着孙子、仰望星空,讲述当年的社会里,人们竟然曾经痴迷于一些叫做民主、自由、公义的歪理;再度仰望星空,觉得时间不早了,便全家一起朝着华盛顿方向叩头、三呼万岁,然后洗洗睡了。我们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称呼那个时代。或许,就叫“后现代”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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