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蛾扑火

s1599655直觉告诉我形容梁漱溟的一生,用“飞蛾扑火”最适合不过,本着严谨精神,度娘了一把“飞蛾为什么扑火”,发现梁先生之所以扑火,和飞蛾竟有雷同之处啊……

飞蛾扑火,是因为其仅靠复眼视觉系统通过光线来判断方向,而自然界中,原本火只会发生在异常情境,比如雷电、野火、火山喷发……飞蛾作为远比人类更早生存在地球的生物,物种特质就早已习惯了夜间的月光,当人类点燃火种时,飞蛾作为同样共存于人类社会中的生物,就不可避免地葬身在自身特点上了。

在梁漱溟的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作为顶尖学者特有的谦逊态度,或者说,他海绵吸水般地接受西方科学教育、东方佛学、东西方哲学,不是为了解决任何思想上的问题,更多的地为了满足他自身的一种妄自尊大的需要,所以他所接触的知识,更多的是被自身曲解。

在国家危在旦夕之刻,文人内心的惶恐可以理解。但僵化、思维定势的特质,就在于“愿意了解一些东西的原因不在于理解和接受,而是去对抗和战胜”,梁的立场在于东学独尊,世界第一,因此,他所研究的西方文化,更多不是在吸收不同的思维方式,而是寻找着各种基于心灵、道德学派的蛛丝蚂迹,从而证明“儒佛领先论”以寻求高傲的心灵神殿。

在早年,梁漱溟曾追随孙中山,搞的是地下新闻工作,还积极地参与枪支弹药的输送。革命中他是不是开过一枪书中没有提及,但这种拜伦式的英雄狂热又因为他“极端鄙视艺术、贬低唐宋诗词”而未沾上诗人气质——由此也可以看出其人在性格上的极端偏执!这样的一个人,思维的固化、僵化是必然的,也是根本不可能形成学术造诣的。因此,他毕生所想求索的答案,本来可以从康德那里得到,但却错失了。他也不可能看到,西方除了纯粹理性和科学之外,还存在着与东方一样的争论和发展统一。

书中也简单提及了那个年代儒家作为两派的争执:一方面是作为宗教的儒家,今文经学派认为可以作为民众的心理慰藉;另一方面是作为指导行为规范的儒家,古文经学派认为中国社会依然必须依靠儒家所谓的“君子”建立并领导。

当一个社会生产方式被新兴技术冲击时,原有的生产关系必将随之瓦解。儒家的宗教物质,部分时间、部分区域内可以利用普通人的错觉或者信仰,但人性利己的本性,也就是人作为动物的一面,宗教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面,均无法避免腐化。而儒家的操行规范,君子小人的划分,实际上是维持君主制农业社会群体关系的核心价值体系。当这一群体关系被新世界冲击得支离破碎时,原有的价值体系就会被质疑、被瓦解,比如封建家庭等级、三从四德,彻底地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桶。

作为儒家重要的传承人,无论是王阳明、梁漱溟,他们明智的一点是最后懂得走出经卷小楼,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悲哀的是,他们可以进行操作的实践只有两千年前几乎一成不变的农业生产……他们的头脑虽然接受过理学科学教育,但几乎无法运用,更谈不上创造,更多的是批判的驳斥,在此之上的思想发展,怎么能和李嘉图、马尔萨斯、黑格尔等比。在那些古老的劳作中,老子就已经总结了太多天地人君……

但即使作为“君子”这个占领道德至高地的名词,也在西方现代化的研究者笔下彻底颠覆。沃格林在写道早期幼发拉底河流和尼罗河文明时,将法老、接受太阳神杖的汉谟拉比归纳为宇宙论:一个来自宇宙神话中的神在人类选择了一个代言人。沃格林同时也把中国的天子归纳为宇宙论权力模式,而儒家所谓的圣人,无非就是类似“天子”这样的人民中次一级的代言人罢了。另一点,就是早期文明的的二元论,在东方文化阴阳、君子小人中也不难识别,而可笑的是,二元论竟然是“数”的概念未发展出“多”的历史产物……文明接下来的发展,就是“数”不断扩大而让社会多样化,比如说现在的复杂系统,而沃格林的著作中,很轻易地在历史、文明中使用了“涌现”这一概念。从数学的观点来看,二元的模式实在是落后到荒谬至极!

虽然梁濑溟的悲剧性在于他的这种惯性的盲目,但在儒家的道路上,他执著的求索精神不能不让世人侧目:长年从事的农业,让他能够用儒家君子的献身、救世精神,在工业化无法逆转的浪潮中,去为即将被葬送的穷人、农民阶层谋求福利。这种不惧外力甚至死亡的勇气,本身就奏成了一曲动人的挽歌。在儒家几千年的道路上,不断有这样的殡葬者,可惜,时至至今,儒家依然在被世界、中国人所阅读着、研究着,证明其外壳之下,依然有被期待的生命力,梁漱溟没有明白,这种生命力,应该是被当前时代的人去谱写、去赋予的,而不是僵化到一个壳里等着被动地死亡,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是最后的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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