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盈余时代薄发

s7000076说美国是直接建立在企业模式的社会组织还比较贴切,无论是早期南方的种植园,还是北方的工厂,以及后来的铁路汽车公司。

所以近一两年看老美“前卫互联网思想家”写的什么链接啦,引爆流行啦,群体组织啦,总对他们详细叙述自己见解的认真劲表示费解,这些书中总是引用了又引用同样的案例,比如Napster;按一个经济学毕业生的想法,这种思维方式是“历史学家式”的,即从连续事件中去寻找它们的背后规律,但往往这些书籍所跟踪的事件又很分散,所以得出的结论无法完全认同。

就以Napster为例,当人们在大量分享免费的MP3的时候,思考者除了描述这个事情影响的规模和唱片公司的反击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整个事情的双方很像书中举的“最后通牒”游戏角色,并且双方都开出了10:0的分成计划?如果按照在那个例子中理性的提议,那么作者也应该在这个案例中思考“如何作出双赢的选择?”

我们来分析一下:虽然歌曲可以以MP3的格式被无限制地复制分享,但灌录CD的唱片公司不发行,几乎没有任何用户能够获得歌曲。到现在为止,一首大众认可的歌曲还是需要在专业的录音棚中录制、分发。iTunes Music的推出,就是改变了这个10:0的分成规则,既然MP3不可逆转,那么就让唱片公司在可控的渠道销售MP3,乐迷也得到了一个更完整的“下载”清单。后来的Apple Store,也是从过去公司——用户到开发者——用户分成规则的改变。

最后通牒这个游戏很有启发性,但书中揭示的部分还有些浅显。游戏是一个“面对面”的交易环境,在大社会中面对面的眼神表情声音等情绪细节会被掩盖和冲散,这个就像当面谈话和电话、短信、邮件的区别一样。古典经济学也并非研究单个交易的资源分配。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解说人性的积极面,是不太有说服力的。全书也正如第二段所讲,案例分散,论述过于片面。所以第五章对市场的论断(又是一个案例)有点让人啼笑皆非。

这是一个关于托儿所对接小孩迟到家长罚款的案例。书中的例子说明,罚款不但不能减少迟到家长的数目,反而增加了,因为他们把迟到罚款看作对托儿所的经济补偿,从而减轻了之前迟到的负罪感,现在变成了理所当然的迟到,所以以前不愿意迟到的反而开始迟到了。随后托儿所取消了罚款,迟到家长的数目却没有降低到之前未罚款的水平,书中认为,因为有过罚款这种处罚,已经破坏了之前家长把托儿所看成“托付”对象的关系,现在,家长们只把他们看成市场上的交易对象,迟到更无关心理因素。

但作者并没有分析过,罚款额度的波动是否会影响迟到者的数目?案例中提到,“3美元每次的罚款”对于家长来说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格,“以消除他们的负罪感”,那么5美元、10美元,甚至20美元呢?此外也没有考虑到外部环境,如塞车、天气、急事等无法避免的因素。

因此,除分析方式外,过于侧重内因和人性,抽离外部环境是本书的另一不足之处。

那么,看完这本书,笔者更愿意怎么来理解作者提供的素材呢?

第一,美国企业模式的历史在渐渐被颠覆。与美国社会不同,其它的国家是从自己原始部族文明缓慢发展而来的。群体联系、组织、影响、共同行为,甚至非理性的动机,在我们的社会中非常常见,并且更加多元化,比如四川人打麻将,广东人下午茶,藏民还在养牦牛,这些很难用美国式的“下班看电视”来统一概括。在互联网时代,美国人才真正脱离开企业,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群体的自由个体去思考与行动。个人所知,美国的企业制度早期也是从欧洲复制,而为什么有企业,企业怎么诞生的,完全来自于欧洲神职社会的土壤。公司的弊病及大公司的弊病,在互联网环境中,是酝酿下一次新兴事物的条件。

第二,本书更多的是宣扬一种文化以影响更多的人接受和参与,而非去思考背后的原因及可能的变革是否合理。和《引爆流行》一样,使更多非传媒专业的人了解并开始应用这样的传播手段,在参与的同时,自身就成为了社会化媒体传播链中的一条,结果是这个媒体的影响力和传播速度越来越强了,书使用一种文化影响力来改变了公众的认知。我们会相信,在这种文化趋势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近专业化的创作与分享中来。这种海量行为的不合理后果就是,大量垃圾冗余的信息产生,比如你打开微博,发现同样的贴子因为被转了10次,你不得不看10次,而10次的附加信息都是“转发微博”、“转”、“Mark”这类的信息。

但在这种不可逆的趋势中,历史可以给我们很多参考。在这里想到的是,首先,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大数据”,考察所有的行为?钻木取火并不需要所有人用各种器材尝试得出概率,只要有一个人成功并且可重现就行了。大数据更像是穷举式的蛮力行为,也许一个简单的思考就能推翻千万数据的结论。聪明人,就是知道一群人都会怎么做时,把事情做正确的那一个。比如iTunes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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